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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规能破解“中国式打车难”吗?

  出租车改革措施终于出台了!日前,北京市公布《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提高运营服务水平的意见》,提出未来将推行一揽子综合措施,改变“中国式打车难”。

  提到出租车,就会勾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一丝酸楚。或是赶着去火车站,或是在冷风中瑟瑟发抖,站在路口频频招手、心急如焚,就是不见出租车踪影,好不容易迎来一辆,却旁若无人地呼啸而过,留下路人空自跺脚骂娘。

  打车难,打车难,已经成为公众内心的伤、城市管理的痛,并严重影响中国首都的形象。因此,改革措施甫一出台就备受关注,何尝不是因为出租车行业的问题早已令人忍无可忍?

  改革措施中的一些新提法引起热议,如适度增加新车、推广电召服务,特许经营权由“无期”变为6年,明确“份儿钱”含义,等等。然而,且慢急着拍手称快,新规虽然触及到出租车行业的敏感问题,但有些方面还不免让人有“浅尝辄止”的担心。

  比如说适度增加新车,仍然是行政干预的老路子,殊不知,政府部门难以敏锐捕捉市场需求,这是导致出租车市场一直以来供给失衡的重要原因。如此一来,供给不足时,多余车辆无法退出;供给有余时,新的车辆又不能获得政府特许经营。

  再说特许经营,尽管从无期变为6年,但是特许经营的门槛并未放宽,市场调节的力量仍然难觅踪影。在经营权由政府主管部门把控的情况下,准入的过程如果不公正公开透明,寻租的空间依然不小;而退出机制如果不够明确、有力,所谓的“无期变有期”也可能只是形式而已。

  因此,《意见》中提出的“明确出租汽车企业经营和驾驶员从业的准入退出等条件”,是出租车改革的重中之重,条件设定是否合理,关系着改革的成败。

  明确“份儿钱”含义固然重要,但当前更重要的问题是,“份儿钱”收多少比较合理?“份儿钱”定价是由企业一方决定,还是司机参与协商?不解决这些问题,所谓明确“份儿钱”就有避重就轻之嫌。

  归根结底,“中国式打车难”实际上是两个问题,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,政府是否应逐步放宽特许经营,引入市场竞争机制?二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,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,让“份儿钱”不再那么沉重?

  当然,出租车行业出台改革措施,风向还是好的。然而,“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”,“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”,下一步须认真细化有关规定,真正触动一些垄断者的利益,才能使“中心城高峰时段出车率不低于80%”等目标不至于沦为空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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